卢万群：父亲在，家就在 | 散文原创 分水岭文友 22:00
“老爸腰疼得厉害，你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去医院看看。”
午休醒来，刚打开手机，老黄发的微信立马跳了出来。
父亲本不愿意来的。对于辛苦惯了的人来说，有一点病痛算不得什么，他似乎一直对出现的病痛有着特有的宽容。可是耐不住女儿和女婿的轮番电话“轰炸”，他最终还是来了。
打我记事起，父亲宽厚的臂膀总是挡在我的前头。九十年代的山村里没有幼儿园，奶奶也早已过世。而母亲呢，总是系着围裙在屋里屋外忙于繁琐的家务，无暇顾及她幼小的孩子，于是我只能跟着父亲屁股后头转悠。九十年代的农村也没有大巴和公交，人们出行都要靠三轮车。父亲驾驶着改装过的二手三轮车，每天“突突突”地在土道上颠簸，而我就被父亲安置在改装过的后排座上，柴油的香气混合着土道上扬起的阵阵烟尘，经常冲进我的鼻腔。父亲一边开车一遍跟我聊天，一问一答，为的是不让我睡着，以免发生危险。运气好的时候呢，能碰到卖糖葫芦的，这于我来说可是人间美味了。后来，因为一场事故，三轮车开不了了，幸而人没有事。于是，父亲每天或别着弯刀，或带着镰刀和锄头，早出晚归，在山上干农活。当然，还是甩不掉我这个“小跟班”。我便又整日坐在砍伐过的树墩上，或是茶树堆里数叶子，或是趴在地上逗毛毛虫玩，百无聊赖。这时候，父亲在树林里“笃笃”的砍树声成了我唯一的挂念。有时候离得近了，便可以和父亲聊会天。父亲的脸上虽然满是灰尘，却总是笑盈盈的，似乎从来不觉辛苦。
没想到多年后，坐在颠簸的三轮车后座上吃糖葫芦，以及在深山里与父亲的聊天竟成了我对童年生活最深的惦念。
可是命运对老实人总是过分苛刻。六岁时，我的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母亲差点因病送了命。对于父亲来说，命运的枷锁套牢了他的脊背，宽厚的臂膀上总是印着一条条或新或旧，或深或浅的磨痕。他不仅要忙于生计，还得照顾瘫睡在床上的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肩上的担子愈发重了。打那时起，笑盈盈的父亲不见了，他脸上终日沉郁，对我们的要求也陡然严格起来。
再后来，我上了小学。回家的路上，总能看到他在田间弯腰忙碌的身影。他不仅要做自家的活，还揽了一些别人家不愿意干的脏活、重活。他穿着被汗水浸透的磨破的旧汗衫，背着好几十斤的喷药机，一干就是一整天，一壶只有两块钱；采茶季，他替别人炒茶，主人已经沉沉睡去，只留下他熬夜守在茶机旁，就这样许多个通宵，也攒不够我们的学费。而他却一直忙碌着，从不抱怨。
中学时，我念了寄宿学校。回家的时间渐渐少了。母亲的身体也有所好转，于是父亲就跟着乡邻外出打工，父女相见的日子也渐渐稀少。父亲骑着摩托车去接我回家成了我的期盼。暮色将尽时，那个宽厚的身影总会出现在等我的路口。司机师傅问他为什么这么准点时，他总是笑笑说：“天黑了，女孩子一个人不安全，来早点儿放心些。”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吹着凛冽的寒风，把手插进父亲暖和的口袋里，和他说说闲话。这样的日子，在我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过了。
父亲老了。他不再跟我吹嘘他乌黑茂密的头发了，他也不再板着脸严肃地说着他的意见了。他已经开始习惯于听从子女的意见。现在他的脸上的笑意又回来了，这是历尽沧桑后坦然的笑，也是已身为祖辈对身边儿孙的慈祥的笑。
从医院出来，路上的车灯已经亮了。我让他跟我一起回家，他不愿意，非要回自己的家。我知道，他是放不下家里的那三间低矮破旧的平房，那是他一生的经营。
“叮叮”，手机响了两声，是父亲发来的，“我到家了，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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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万群，六安市金安区人，中学语文教师，文学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