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万群:父亲在,家就在 |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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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万群:父亲在,家就在 | 散文原创 分水岭文友 22:00

“老爸腰疼得厉害,你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去医院看看。”

午休醒来,刚打开手机,老黄发的微信立马跳了出来。

父亲本不愿意来的。对于辛苦惯了的人来说,有一点病痛算不得什么,他似乎一直对出现的病痛有着特有的宽容。可是耐不住女儿和女婿的轮番电话“轰炸”,他最终还是来了。

打我记事起,父亲宽厚的臂膀总是挡在我的前头。九十年代的山村里没有幼儿园,奶奶也早已过世。而母亲呢,总是系着围裙在屋里屋外忙于繁琐的家务,无暇顾及她幼小的孩子,于是我只能跟着父亲屁股后头转悠。九十年代的农村也没有大巴和公交,人们出行都要靠三轮车。父亲驾驶着改装过的二手三轮车,每天“突突突”地在土道上颠簸,而我就被父亲安置在改装过的后排座上,柴油的香气混合着土道上扬起的阵阵烟尘,经常冲进我的鼻腔。父亲一边开车一遍跟我聊天,一问一答,为的是不让我睡着,以免发生危险。运气好的时候呢,能碰到卖糖葫芦的,这于我来说可是人间美味了。后来,因为一场事故,三轮车开不了了,幸而人没有事。于是,父亲每天或别着弯刀,或带着镰刀和锄头,早出晚归,在山上干农活。当然,还是甩不掉我这个“小跟班”。我便又整日坐在砍伐过的树墩上,或是茶树堆里数叶子,或是趴在地上逗毛毛虫玩,百无聊赖。这时候,父亲在树林里“笃笃”的砍树声成了我唯一的挂念。有时候离得近了,便可以和父亲聊会天。父亲的脸上虽然满是灰尘,却总是笑盈盈的,似乎从来不觉辛苦。

没想到多年后,坐在颠簸的三轮车后座上吃糖葫芦,以及在深山里与父亲的聊天竟成了我对童年生活最深的惦念。

可是命运对老实人总是过分苛刻。六岁时,我的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母亲差点因病送了命。对于父亲来说,命运的枷锁套牢了他的脊背,宽厚的臂膀上总是印着一条条或新或旧,或深或浅的磨痕。他不仅要忙于生计,还得照顾瘫睡在床上的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肩上的担子愈发重了。打那时起,笑盈盈的父亲不见了,他脸上终日沉郁,对我们的要求也陡然严格起来。

再后来,我上了小学。回家的路上,总能看到他在田间弯腰忙碌的身影。他不仅要做自家的活,还揽了一些别人家不愿意干的脏活、重活。他穿着被汗水浸透的磨破的旧汗衫,背着好几十斤的喷药机,一干就是一整天,一壶只有两块钱;采茶季,他替别人炒茶,主人已经沉沉睡去,只留下他熬夜守在茶机旁,就这样许多个通宵,也攒不够我们的学费。而他却一直忙碌着,从不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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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我念了寄宿学校。回家的时间渐渐少了。母亲的身体也有所好转,于是父亲就跟着乡邻外出打工,父女相见的日子也渐渐稀少。父亲骑着摩托车去接我回家成了我的期盼。暮色将尽时,那个宽厚的身影总会出现在等我的路口。司机师傅问他为什么这么准点时,他总是笑笑说:“天黑了,女孩子一个人不安全,来早点儿放心些。”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吹着凛冽的寒风,把手插进父亲暖和的口袋里,和他说说闲话。这样的日子,在我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过了。

父亲老了。他不再跟我吹嘘他乌黑茂密的头发了,他也不再板着脸严肃地说着他的意见了。他已经开始习惯于听从子女的意见。现在他的脸上的笑意又回来了,这是历尽沧桑后坦然的笑,也是已身为祖辈对身边儿孙的慈祥的笑。

从医院出来,路上的车灯已经亮了。我让他跟我一起回家,他不愿意,非要回自己的家。我知道,他是放不下家里的那三间低矮破旧的平房,那是他一生的经营。

“叮叮”,手机响了两声,是父亲发来的,“我到家了,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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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万群,六安市金安区人,中学语文教师,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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