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应:母亲│清明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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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全应:母亲│清明时节原创 分水岭文友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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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开我已有二十七个年头,那年她五十八,我二十四。

那天是农历十月十四,小雪刚过,寒气袭人。晚上九时许,旷野上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小小队伍,脖子上围着白布,在横亘着一道道鱼脊般犁浪的冬干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费力前行着,惨白的月光照亮了寂静的夜空,也照亮着母亲的归途。由于那个年头众所周知的原因,母亲的葬礼显得很安静,没有常见的喧闹,甚至亲人邻里悲伤的哭声也被压抑得很小。

母亲一生几乎没生过病,更没抓过药,这或许是她出于俭省,怕浪费钱的缘故吧。前一年国庆节后不久,二姐说母亲吞咽困难已有时日,因我忙于筹备婚事,母亲一直不让说。

我闻听此事,也顾不上责备母亲,在婚后第十天就带着她来到地区人民医院。由于交通不便,中途辗转,到医院时医生已快下班了,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做完钡餐透视和胃镜检查,医生说第二天上午可以拿到检查结果。于是我就带着母亲在专医门口路边的一个小旅店里住了一晚。匆忙间也没顾得细看,后来才发现旅店的隔壁就是一家丧葬用品店。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医院的一幢平房前等着拿检查结果,同时等候的还有好几个人。当听到里面叫母亲的名字时,我紧走两步靠近那个拿化验单的窗口,矮下身子横歪着头,眼睛瞅向窗内,同时伸进右手。

只听里面的人问:“是你什么人啊?”

我答道:“是我母亲。”

接着我又急切地问:“是什么病啊?严重吗?”

“贲门癌晚期,回去同家人商量一下吧。”里面人平静地说。

说话间化验单从小窗口被递出来,只见单子上赫然写着“Ca”。此时的我眼前一阵模糊——上世纪90年代,医院化验单上的“Ca”就是法院判决公告上的“√”。

为了不让别人过多的看到我的表情,我快速从人群中走出来,脑子里一阵嗡嗡响,头顶上似有数架飞机在盘旋。这时母亲也迎面走过来,脸色蜡黄,可能是昨天做胃镜插管难受造成的。似乎是想尽快得到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之类的回答,她急切地问我:“什么毛病啊?”我镇定了一下,尽可能坦然地说:“没事,就是胃里有点炎症,吃点消炎药就好。走,我们回去吧!”

要知道,这次带母亲进城看病可是母亲一生中的很多个第一次啊!第一次坐车,第一次进城,第一次到大医院检查,第一次住旅店,可第一次就被“宣判”……

在回去的路上,我失神地望着窗外,大片的田野随着客车的行进而快速后退,起伏滚动的车轮似碾压在我的心上,天空灰蒙蒙的,一场秋雨随时可能潇潇而下。我不自觉地反复在心里问自己:“怎么办?该怎么办?”

俗话说“不怕对头人,就怕对头病”。一年多后母亲即离我而去……

母亲之于我,就像是拼尽多年的心力在送一样东西,到了目的地放下后,遂转身而去。她离开时我的女儿才四个月大,连起码的天伦之乐她都没有感受到,连一声“奶奶”她都未曾听到,连最基本的尽孝机会她都没给我留下……

后来女儿八九岁时,我曾问她:“你对奶奶有印象么?”她说:“有啊。”“奶奶去世你只有四个月大,怎么会有印象呢?”她指了指奶奶的遗像说:“看这个照片上的。”那时那刻,我又一次陷入无尽的哀痛之中。

母亲病的那么快,走的那么突然,那么决绝。

母亲一走,家里就空了……

母亲一生命运坎坷,辗转多艰。父亲排行老五,他们结婚时年纪尚轻,家徒四壁,不久即被迫兄弟分家,从此独立支撑门户。苦难的岁月格外难捱,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活很艰难。母亲具有中国传统农村妇女所拥有的一切良好品质。她除了操持家务,养育儿女,同时也是父亲田间地头的帮手,肩挑手提的伙伴,更是生活上悉心照料的伴侣。

独立门户后的父母勤俭持家,加之父亲小时候由于三叔的缘故读了点书,算是当时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在中心队当过民兵营长,还兼任过几个生产队的会计,所以后来我们家的日子慢慢好过了些。当时光转到1969年春季,我的出生让这个长期只有两个女孩的四口之家平添了许多喜庆,也让由于多年没有男孩而忍气吞声的母亲似乎挺直了些腰杆。

我们家很特别。父亲、二姐和我是同一个属相,就是说我这个唯一的男孩是在二姐出生后的第十二个年头才来到这个家的。所以这对于处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庭来说,其惊喜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后来我听说,在我出生时父亲曾杀鸡宰猪,大摆宴席,共请了二十一桌客。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确实不可想象,也足以见得我的出生给父亲、母亲乃至整个家庭产生的影响。

母亲的勤劳是众所周知的。她身材虽不高大,在当时的农村却事事拿得起来,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一年到头每天天没亮就早早起床,收拾厨房,准备早饭,洒扫庭院,侍弄牲口。我记忆最深的是哪怕在寒冬的清晨,母亲也把锅盖、锅铲、筷子、筷笼等厨具,甚至抹布都拿到池塘边清洗。天极冷时需要破冰入水,看上去都觉得刺骨,母亲却从不间断。在她看来这样长年累月下去既保持了清洁,又节省了燃料、人力和时间。

从某种程度上说,母亲比父亲还忙,还累。因为姐姐们出嫁后家务事几乎全是她的,直到后来我能做点事时方给母亲添把手。而田间地头的农活她也始终随着父亲一起“出征”,真正的夫唱妇随。

记得我读初中时,父亲每年在忙完双抢后就外出做泥瓦匠,以挣点现钱贴补家用。父亲外出,我又在上学,家里就剩母亲一个人,收割晚稻、栽油菜、种麦子等农活就全落在她的肩上。姐姐们有时提出来帮忙,她大多坚辞,说自己能行。哪里是能行!分明是不想给本也忙碌不堪的姐姐们添麻烦啊!再难的事,再重的活,她都一个人扛,这样大约持续了十多年。

因此,邻里对母亲的评价——没睡过“亮觉”,就是天没亮就起床。

母亲的贤德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女人对一个家庭的发展兴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会影响三代。我们家大约是在1960年左右搬到后来我出生的地方,距离原来的老家大概有十五里路之遥。举家搬迁,人生地不熟,邻里关系至关重要。幸运的是所搬到的村庄本就居住着和父亲同姓的本家,且大人们多与父亲平辈。在接下来的交往中,他们很快融进新的家族圈子里。母亲和庄上的妯娌、婶婶甚至孩子们都相处融洽。

童叟无欺、任劳任怨、乐善好施是她一贯的做事态度和准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但凡有要饭的到了我家,遇粥吃粥遇饭吃饭,没赶上饭点的要抓两把米给他们,或者给点小零钱。母亲交代过,这些人可怜,谁没个难的时候?不可慢待。

故而,邻里对母亲的评价——没说过“妄话”,就是从不失言和食言。

母亲虽不识字却生性聪敏。我未曾谋面的姥爷虽是个私塾先生,母亲却未曾读过书。尽管如此,她凭着自己的悟性对一般的数字还是能够理解和分辨的,同时对日常生活事务的分析和看法往往入情入理,语言表达也不失准确恰当。我在上小学前不会数数,有一次母亲在烧饭,我在厨房来回蹦跶,边玩边数着,可一到29就上不去了。母亲听到了我的问题,就边烧饭边告诉我:20到29都是2开头,后面是0到9,共有10个数,那你每数到后面是9的数,接下来后面的数就变成0,前面的数字就要增加1。这样一来,比如29后面的数就是30,39后面的数就是40。依此数下去,99后面就是100。母亲这么一说既解决了困扰我多时的难题,也避免了我到上学时还数不到100的尴尬。就这样母亲成了我第一任启蒙老师,正是用她那通俗的语言,清晰的思路,为我打通了从0到100的关隘,继而启开了我通向知识殿堂的大门。

母亲的爱是宽厚而深沉的。母亲不长的一生养育了我们姐弟仨,好在我们都还比较听话,偶尔犯了错,她也是耐心地给我们讲道理,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

记得在我小时候,寒冷的冬夜,母亲总是把我的一双小脚夹在腿间,用她的胸口温暖着我的双手。不知为啥,母亲的身体似乎永远是那么暖和,那温暖的怀抱留给我的记忆深切而久远,至今难忘。

我上初中时学校离家有十来里路,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上学,母亲每天都在我之前早早起床,一边给家人煮大锅粥,一边给我做单独的早餐。等到厚厚的锅巴加红糖用搪瓷缸在锅洞火里煨化时,再叫我起床,等我洗漱完毕就可以吃了。时间她都是算好的,上下不差几分,从未耽误过我上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天能吃上母亲亲手做的这样的早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种幸福!现在的家长大多直接给孩子钱去外面买早餐,不卫生不说,有时孩子还把早餐钱挪作他用,有的甚至干脆不吃早饭,这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不好。

母亲的爱给了家里所有人,唯独没有给她自己。一日三餐的烧煮洗刷,繁杂家务的安排处理等等,她的忙碌几乎没有尽头,可她从无怨言,似乎她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歇歇这个概念。作为妻子,他对父亲生活的照料岂是无微不至所能表达的。可能是在外面承受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缘故吧,父亲一回到家,总是很累很累,都是母亲把饭盛送到手,甚至连洗脚水、洗澡水都是母亲亲手调试好……后来我长大了,也就自觉地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减轻她的辛苦和劳累。

有一件事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愧对母亲。我读初中时的一个秋天,父亲照例外出做工,家里就剩我和母亲。每天晚上我在完成当晚的作业之后,就搬个二号板凳放到床上,把腿伸进板凳下面,板凳上放一盏煤油灯,为了不致于让煤油燃烧冒出的烟熏黑帐顶,我用纸糊成个圆筒套在灯罩的上方,然后秉灯夜读——不知从哪弄来的《水浒传》上中下三大本,真是如获至宝!每到深夜,母亲都睡了一觉醒来,发现我还在看书,就关切地问:“你怎么还在看书?看的是学习的书吗?早些睡啊。”每每这时,我就佯装很干脆地回答:“是学习的书啊!要考试哦!”我善良的母亲,此时此刻您的儿子正在“利用”您的不识字而欺骗您!后来每每想起仍觉愧疚,好在偷看小说毕竟不是多么不好的事。或许正是那时的“秉灯夜读”使我慢慢养成了喜欢阅读的习惯。今天,家长们希望孩子多读多看,书也多得看不完,可孩子们反而不愿读不愿看了。为何?难道真如袁枚所说“书非借不能读也”?

母亲离开我近三十年了。在我国平均寿命七十六岁的今天,她的生命真的很短,还不够一个花甲,每念及此总令我扼腕叹息。可母亲生命的厚度和宽度又足以让我欣慰,她留给我的是勤俭的生活作风,扎实的做事风格,诚实的做人态度,宽厚的待人胸怀。

转眼间,我也年过半百。母亲那任劳任怨、默默付出的精神一直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并给予我无尽的力量。

母亲离开我九年后,父亲亦因病追随而去。

有人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

母亲,愿来生您再做我的母亲……

刘全应,男,六安市金安路学校初中部英语高级教师,喜欢文学、书法、朗读、音乐、旅游、静思等。写作崇尚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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